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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在对立与冲突的过程中，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一个更加强调机动性，草原族群逐渐向游牧国家演进；另一个更加强调稳固性，农耕族群逐渐向农耕国家演进。两者之间山地区域的那些曾经的畜牧族群，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拼机动性、战斗力不如草原族群，拼人力和物产又不如农耕族群，逐渐被两边的强敌吞并了。

比如历史上的山戎，在考古学家那里叫作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就是和石峁文化人群有冲突的东北族群，山戎是其后续，是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政权。在东周时期，强大的山戎曾经把燕国等北方诸侯国打得很惨，直到春秋首霸齐桓公挺身而出，号召东周列国“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向北驱逐山戎。山戎很可能是在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政权的夹击下灭亡的，此后那片区域崛起了一个游牧政权—东胡。

另一个更靠近中原的山地区域政权是孤竹，其曾经长期盘踞在燕山山脉南北和太行山一带，也是中原王朝的重点打击对象。齐桓公讨伐孤竹后回师，却迷路了，于是依靠老马的记忆力找到了道路，这就是“老马识途”的典故由来。

基因研究也反映了山地区域族群的尴尬境地。比如在内蒙古靠近陕西边界的朱开沟遗址，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前到距今3500年前。通过对该遗址中出土的古人牙齿进行DNA鉴定，发现其主要是亚洲东部的人群基因型，尤以中国北方和中部的基因型为主。在那个年代，朱开沟地区的人群可能从事的是畜牧经济，从基因型上看，他们与南面的中原地区人群很相似。

在朱开沟遗址向东不远处还有另一处遗址，大概属于东周晚期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遗址。从基因分析看，这个后来的遗址人群的基因型延续了朱开沟人群的基因型。但是，从当地的墓葬看，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丧葬风格：一类墓葬中墓主头向东，另一类墓葬中墓主头向北。考古学家推测，前一类墓葬可能属于游牧族群丧葬风格，而后一类墓葬可能属于中原族群丧葬风格。这表明南北方的农耕政权和游牧政权的文化都对这个中间地带施加了影响力。

所以，华夏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是如何在人们的心中形成的呢？

因有四邻，始有中国。

为了抵御四面八方与本族群文化不同的其他族群，尤其是北方、西方强大的游牧族群，华夏族群的“中国”概念形成了。中国与四邻有着经济和政权模式的本质区别，从而导致了文化与文明的差异。如果把目光放长远、放广阔，我们会发现，文化中国的产生，既是中华大地族群自身文明发展的结果，也是西北地区乃至整个欧亚草原带变革传导而来的力量使然。

这就是欧亚大陆上的蝴蝶效应，那时的欧亚大陆已经紧密联系，没有哪个区域是孤岛。

族群扩张：从生物基因到文化基因

从距今4000多年前到距今2000多年前，“短短的”2000年里，整个欧亚大陆就从诗意的旷野变成了拥挤的闹市，不论是在适宜农耕的平原和盆地，还是在适宜游牧的草原、适宜渔猎的丛林，每个族群的人口都实现了大量增加，整块大陆上的族群摩肩接踵、摩擦不断。

从基因角度看这段岁月，我们的祖先们以族群为单位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也扩展着自己的基因分布区，其过程明显可以分为前后相继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基因扩展模式就是本书第二章所说的“填空模式”。在大陆上还有许多渺无人烟的处女地时，族群的扩展基本上是填补自然环境中的空白，从事农耕或畜牧的族群迁徙到没有其他人类占据的新空间中，把那里变成自己的家园。当然，说那些处女地完全没有人烟，并不是很准确。狩猎采集人群也曾经广布整个大陆，只是他们的人口密度太小，族群规模也很小。所以，在农耕族群和畜牧族群闯入他们的空间时，人数过少的狩猎采集者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同化，要么远遁山林更深处。

在“填空模式”下，一块新空间的族群基因是与他们的故乡族群一致的，至少短期内是一致的。族群与族群之间有着较为分明的基因型差别，分子生物学家也很容易追踪这些族群的起源地。由于起源地不同，族群扩张时继承着各自的文化，因此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别也很大。克里木齐人南下罗布泊之举基本上可以算是这种模式的扩展。

第二种基因扩展模式是“群体替代模式”。此时渺无人烟的处女地已经很难寻到了，每一块区域都有族群生活，只是族群有大有小，族群的文化各不相同。族群之间还很陌生，交往很少，文化差异甚至语言差异很大，于是族群与族群之间会视对方为无法沟通的“异类”。在自然环境变化的压力下，或者纯粹为了争夺更好的生存环境，强大的族群会去侵占弱小族群的生存空间。很多弱小的族群要么被消灭，要么被驱赶到其他的区域，鸠占鹊巢，该空间的族群发生了替代。

在“群体替代模式”下，空间的族群基因发生了替代，从原来的原住民基因型变成了新居民基因型。也许有极少量的弱小族群成员被强大族群接纳，但是由于人口基数相差很大，社会地位也相差很大，这极少量成员没有或者很少有后代，他们并未给强大族群的基因库增添什么新基因型。奥库涅夫人驱赶克里木齐人、卡拉苏克人驱赶阿尔泰部落的过程，大体上属于这种模式。

第三种基因扩展模式是“上层更换模式”，此时各个族群都有相当多的人口，彼此之间也有所了解，不论是语言、文化还是经济，都有一定的交流存在。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战争是靠专业化的军事力量来进行的，最终某个族群的政权被推翻，过去的上层王族、贵族更换为新的上层王族、贵族，而其下的黎民百姓仍然还留在原地，接受新统治阶层的管理。

在“上层更换模式”下，一个区域的基因型变化会比较复杂。底层广大民众的基因型会保持不变，而上层统治者的基因型可能会发生更换，并且与底层民众的基因型不一样。也有可能，新的统治者与旧的统治者本来就基因相近，这时候政权更迭甚至不会带来基因型的变化，不论是上层王族、贵族还是下层民众。这个时候，发生变化的是文化基因，而不是生物基因。

文化基因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英国著名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仿照基因（gene）提出一个新词—谜米（meme），用来描述“文化的复制基因”。在他看来，文化上的一个观念、一种行为在人群中被模仿、被传播并流行开来的过程，其实与生物学上的基因通过生物繁殖而遗传和传播的过程十分相似，不同谜米即文化基因之间的生存竞争关系，也与生物基因之间的竞争在原理上类似。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萌生出各种各样的文化时，这种文化基因的竞争也就产生了。

在“上层更换模式”下，生物基因的更换可能是较少的，但文化基因的更换可能更为重要，对于族群的影响更大。因此，当古代社会迈入人口众多的族群相互竞争的时代时，文化基因之间的竞争就成为主流。某一族群、政权与其他族群、政权之间的分野，可能并不是生物基因，而是文化基因。

以中原地区的族群扩张为例，当农业养活了更多人口时，农耕族群开始向有耕种潜力的空旷区域一拨拨地扩张，他们或者携带着北方的粟、黍等作物，携带着南方的水稻等作物，或者携带着西方传来的小麦、大麦，走向新的原野并将其改造成农耕区。这个时候基因的流动是“填空模式”。当各种文化族群并立而起，开始争抢比较好的资源环境时，就进入了“群体替代模式”，比如中原一些强势文化的对外拓殖群体对于南方或北方山区一些弱小族群的驱赶。

再往后，像周朝取代商朝这样的历史事件，就呈现出“上层更换模式”的特征。周朝以小邦掀翻大邦，原来的商朝统治者换成了周朝统治者，而商朝的底层民众成了周朝的底层民众，他们该种地的还是种地，该畜牧的还是畜牧。从基因上讲，也许周朝的上层会给中原地区注入一些西北地区的基因型，但其实这种基因的交流早在周朝取代商朝之前就已经开启了。中原地区族群的生物基因变化很小，真正改变的是文化基因，周的宗族礼仪文化逐渐确立，并替代了商的那种包含鬼神信仰的文化，然后逐步强化了中原地区乃至更广阔区域的族群的“中国”文化认同。

处在春秋时期的孔子评论管仲的言论，生动地表达了当时贵族阶层的文化认同观念。根据《论语》记录，子贡对孔子说，管仲不能算仁者吧？齐桓公杀了管仲原来的君主公子纠，管仲却不去殉死，反而辅佐了齐桓公。孔子回答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于各路诸侯，匡正天下秩序，民众至今都享受着管仲的恩惠。“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

孔子最在乎的是头发是束着的还是散开的，衣服是向左开襟还是向右开襟，这就是族群的文化认同，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贵族最为珍视的，是他们的文化基因。

在那个时代，有着共同文化基因的中原王朝，正在以其充足的粮食产量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发动向四方的“文化基因扩张”，此前由西向东朔风劲吹的基因扩张与文化扩张趋势，即将发生东西大逆转，西域争雄的下半场大幕拉开。

小贴士　食奶影响了人类历史

自从人类能够捕获大型哺乳动物，比如骆驼、马、牛和羊，人类就接触到了一种优质的蛋白质食物—动物的奶。但是，人类曾经很难有效消化吸收奶的营养成分。这是因为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必须借助体内的乳糖酶来分解、消化奶中含有的乳糖蛋白质。大多数哺乳动物只在婴儿时期拥有这种神奇的乳糖酶，能够消化母亲的乳汁，长大后体内的乳糖酶就消失了。人类曾经也不例外。

幸亏有了天赐的基因突变，让一些人群拥有了特殊的乳糖酶基因，即使长大成人，体内也拥有乳糖酶，能够消化动物的奶。这个特殊基因出现的时间大概在距今9000年前，出现的地点很可能在欧亚非大陆的西部，因为现代人中，欧洲人和非洲人中拥有这种基因者很多，而亚洲人、美洲人普遍缺少这种基因。具体来说，东亚、东南亚的现代人群中有高达85%~100%的成员没有这种基因，而北欧的现代人群中只有不到10%的成员缺少这一基因。

人类对于动物奶的日常食用，可能起源于万年之前。考古学家通过分析古代陶器碎片上吸附的残留脂类判断，亚洲西部可能是最早食用动物奶的区域。这个时间与乳糖酶基因出现的时间非常接近，基本上可以认为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也许人类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尝试喝动物的奶，但都无福消受，直到有一天，人类突然发现自己能够消化动物的奶了，从此以后，动物奶成为这些人及其后代的日常饮品之一。

人类饮用动物奶的直接证据，来自科学家对于先民牙结石的研究。他们分析了蒙古国中部和阿尔泰山一带古人牙齿上的牙结石，这些古人大概生活在距今5300年前，属于欧亚草原带东部先民。牙结石所含的蛋白质成分显示，那些古人的确饮用了牛奶和羊奶。

看起来，经过约5000年的传播，食奶方式随着驯化动物的扩散，已经到达了蒙古高原上，这个过程中一定伴随着乳糖酶基因人群的扩散。考古学表明，5000年前的确有一支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古老文化向东扩散。

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食奶证据，恰恰来自新疆小河墓地。考古学家发现墓主人的颈部和胸前散布着一些淡黄色的块状物，在随葬的草篓里也有类似的颗粒状物，值得分析。结果表明，这些东西基本上是牛奶制品，以及少量羊奶制品。进一步的蛋白质分析表明，块状物和颗粒状物的蛋白质还不一样，颗粒状物应该是全成分奶的残留物，而块状物以酪蛋白为主，缺少乳清蛋白，这说明那是奶酪，而且是用乳酸菌发酵牛奶制成的，现代名称叫“开菲尔奶酪”。这个发现把世界开菲尔奶酪的制作历史推进到了距今3600年前，它也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奶制品。

同样是在蒙古地区，在距今3200年前的古人牙结石中，科学家分析出了马奶的成分。在这个时期，马奶消费与马的骑乘技术同时在欧亚草原带的东部出现，这反映了当时草原上的重大转变，即人群正在从定居性较强的农耕—畜牧社会转向游牧社会。此后到了匈奴帝国时代，马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见食物。